香港后国安法时代：当大学不再是“保护伞”，夹缝中的学生还能做什么？

2025年11月26日，香港宏福苑发生大火， 致168人死亡，是香港逾半世纪以来最惨烈的火灾，但至今仍未有高级官员问责。

24岁的香港中文大学学生关靖丰不甘民间声音被压缩，在大火翌日到现场派发“四大诉求”传单。他要求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真相、确保妥善安置、审视工程监管制度，以及全力问责。

关靖丰说，他想为宏福居民发声，同时想试一下，在国安时代下，“讲民生议题还可不可以？”他很快得到答案。28日，香港国安处以涉嫌煽动将他拘捕。

获准保释后，中文大学对其展开纪律聆讯，两个月后开除其学籍，社会一片譁然。

过去，香港大学生参与社会事务的历史深厚，当中中文大学以开放自由的风气、浓厚的人文精神受到称颂。但在后《国安法》时代，大学“保护伞”失效，学生参与校政或社运，越来越多面临政府和学校当局的双重夹击。

“以前会随你去，现在会阻止你”

关靖丰被开除学籍，距离三月取得毕业证书仅剩一个月。他认为，校方的决定与自己被捕有直接关系。

根据关向BBC中文提供的电邮，中大纪律委员会因为其被捕而召开聆讯，仅因资料不足没有对他处分。但委员会改指关“态度粗鲁无礼”，以及“极有可能”外泄聆讯消息，记过两次。连同过去累积，决定开除他。

消息传出后，有校友发起联署及公开信，要求校方撤回决定。有人对比过去中大校长的态度，比如前校长高锟。

1993年，时任校长高锟在中大开放日上发言，被学生冲上台抗议、抢走麦克风，但高锟认为学生“有表达意见的自由”，并无处分学生。

冯家强是1999年中大联合书院学生会会长，在学期间积极参与社会事务，曾经被捕。他记得，当时校方对学生均持“关心态度”，提供医疗或法律支援，“不是一开始就将你放到纪律委员会”。

2009年任中大新亚书院学生会社会干事的田方泽也表示，2007年保卫天星码头运动后，激起一众年青人关心社会。当年大学生无论就社政出声明、呼吁同学出席“六四”周年晚会，校方也完全不会干预。

一直到2019年反修例运动，中大成为校园“战场”，及后港区国安法通过，“校长受到很大来自政府或者建制的压力”。

深处政治风眼的大学，与学生自治组织“割席”、“清洗”校园。2021年，中大校方指学生会新上任内阁“朔夜”言论涉违国安法，停止代其收会费、限制其使用校内场地。最终“朔夜”总辞，学生会解散。

同年12月，中大移走放置校园11年的“民主女神像”。

田方泽说，以前校方虽然未必同意学生参与社会事务，“但是它会由得你（随你去），而现在则是会阻止你。”

BBC中文曾向中大查询，校方对学生参与公共事务的态度，以及有否为相关学生提供法律支援或指引。校方仅回覆：“学生作出任何违犯大学规则或条例的行为，一律按大学既定纪律程序处理。”

在社会试探空间

关靖丰在2020年入读政治与行政学系。他说，从来不期望学校会保护学生——自被捕一刻，他已有被开除学籍的准备。

他不是第一次被中大处分。2022年1月大学面授课堂复常，校方要求学生递交疫苗证明。关靖丰觉得做法侵犯人身自由，不服从，因此无法选科，被迫停学一学期。

同年6月4日纪念“八九民运”周年，他在街道灯柱张贴“真嘢唔怕讲”贴纸。最后刑事毁坏罪罪成，中大对他记过，再罚停学一学期。

四年的课程，关靖丰读了五年半。他记得这次被踢出校，有人批评他：“读不到书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关靖丰说，正是这段时间，他发现社会仍有许多发力的空间。

他参加在囚支援平台，见过很多年纪比自己小，却因社会运动入狱的人。他被困在很重的“幸存者内疚”（survivor guilt），“我会经常想⋯⋯为何不是我坐牢？”他尝试为内疚找出口，于是到街上贴贴纸。

被捕一度他的内疚得到释放。他在求情时说：“只要克服恐惧，没有东西是不能说的”。

关靖丰觉得，大学生比起其他人有“特权”：有知识 、有能力工作，还有四年的空闲时间，所以更要为社会付出。他于是在校外开廦路径，试探空间。

大火当晚，关靖丰到现场帮忙分配物资，看见市民自发的力量。他想做第一人，给大家试试“讲诉求”还有多少可能性。

被捕后，很多人为他感到心疼，也有人说他在“送头（牺牲）”。关靖丰认同，但是觉得值得——送头没有带来改变，“但是⋯⋯你也只能试试看呀。”

不过校园内，关靖丰明显感受到，这些年间学校及社会的巨变给学生带来无力感。他比喻大学就像森林起了雾。2021年后入学的人，学生会等什么都没有了，“看到的只有雾，只能够很细步地向前走。”

尝试校园内重建

今年23岁的Kenny就是在雾里的人。他在2022年入读政治与行政学系，他说选择这科系，除了出于学术兴趣，也是令自己的思想“不要消退下去”。

他选择坚守校园这个阵地，试着寻找能做的事。“后国安法时代，很多事都是未知：有什么能讲、什么不能讲......我们就去试这条线在哪里。”

Kenny进了书院学生会，再担任“联书院学生会工作小组”召集人——中大是香港唯一一间行书院制的大学；在中大学生会解散后，几间书院学生会于2022年组成“联书院学生会工作小组”，推动学生会重建。

在很多人对体制失去信心时，他进入体制。Kenny解释，他并非相信制度，而是想与校方“平起平坐”，“才有资格定他们玩的游戏”。

他清楚现实有限制。过去，学生会每年都会在百万大道举办“中大艺墟”，让各学会设置摊位招揽新生——学生会解散后，由联书院工作小组接手筹办。但这些年，学校不断有新限制。

2022年，校方要求大会遮盖舞台背景板的民主女神像；2025年，校方再要求布景板、场刊删去联书院学生会的名称、中大学生会架构和重建进度的内容。

Kenny认同，服从就是妥协，但如果妥协可以换来学生会成功重建，就仍然值得。

在他看来，中大学生会传统深厚，连结校方与学生，更将一班热血青年聚在一起，实现抱负和理想，“它本身的存在就是一种意义，就是一种价值。”

制度外连结社群

今年大三、就读社工系的小希（化名）有另一种想法——与其改变制度，不如重新连结人与人的关系。

小希在大一时曾加入系会，但与成员交谈中，她发现关心社会的人仅属少数。“很多人对这个世界都没有理解，而且大学里面蔓延着一种很重的犬儒主义。”

“整个社会告诉我，什么都做不到，”她感觉在后社运时代，大学生互信很低，变得原子化。

但有一次，她与他系的朋友举办地下放映会。参与的人数不少，小希看见一种新的可能性，开始思考能否在学校制度外，聚合“一群志同道合人”，“做自己想做的事”。

在完成系会任期后，她和朋友加入校内环保组织，该组织完全由同学自发行动，没向学校登记注册。组织主力举办二手物回收，回收学生搬离宿舍时的物资，再用市集的形式将其流转出去。除此之外，组织藉此营造社区，举办共学、共煮等活动。

与Kenny的视角不同，小希觉得，学生会等组织的传统路径排斥了一群温和的人，“他们可能很慢，他们可能很多ideas，可能……还在尝试。”她希望能消弭这种距离，创造空间重建信任，让大家看见彼此。

她记得一次活动中，有成员提起2019年发生的社会运动事件，激起大家讨论。小希由衷感到高兴，“因为我觉得我去做这件事，就是想大家在一个安全的环境， 说一些其实本身应该可以说的事”。

她不觉得这样的组织是远离政治，反倒是一个公民行动的基础。“政治不是空谈，而是身体力行......在我们进入制度讨论之前，其实应该是要先有这些对话发生。”

大火后，学校态度急变

小希和Kenny都是在后社运年代入学，但他们感受校方与学生组织的关系，一开始未如外界想像般恶劣：重建学生会持续有进展，校方多次和工作小组开会，商讨新会章；小希的组织因为没向学校登记，没有专属场地，但退宿回收活动仍得到不同书院支持，愿意借出地方。

两人说，关系是在宏福苑大火后急转直下——学生组织迎来另一次打击。

11月26日大火发生当晚，小希的组织以及联书院学生会成员自发收集物资，从中大送往大埔现场。当时多个书院学生会成为中转站，协助存放物资；行动亦获中大公关主动联络，在社交媒体上分享。

但在关靖丰被捕之后，各书院学生会陆续收到校方通知不再承认地位，接连解散。

自中大学生会解散后，中大多次要求书院学生会向警务处独立注册。在中大九间书院学生会中，除了两间完成独立注册、一间早于2024年停止运作外，其余六间书院原本已开展独立注册程序。

校方对学生组织的态度急速冷却。Kenny说，朋友间曾说笑，自己像是和学校“箍煲（挽救感情）”，但校方没有理睬。他感慨，重建学生会机会很渺茫，“因为现在都不止枱面上不承认你，连书院学生会都没有了。”

外界有声音猜测，是学生的行动刺激了校方神经。小希不认同说法，认为问题不在中大底线，而是“触碰到某些人的恐惧”。“它见到一个动员力、见到有一个青年出来，然后他想做一些事，而大家都和应。”

小希无法猜测校方是受到直接命令，还是揣测当局喜好后的行动，但结果是：“选择了处罚Miles（关靖丰），或者限制学生的活动。”

校友田方泽不惊讶中大的做法，因为它只是跟着大趋势走——香港浸会大学学生会亦曾在大火后，于学校告示板贴上“沉痛哀悼宏福苑大火死者”等字句，但迅速被校方围封。两日后，浸大暂停学生会运作。

田方泽说，以前的大学校长仍然可以选择“开明的形象”去帮助学生、给他们一个犯错的空间，“但是现在我们就看不到那个空间了”。

“重点是有人试”

小希说他曾经感到希望，组织的实践让她看见可能性，但关靖丰被捕的事给她带来很大冲击——迷雾始终穿不过。

“我是很愤怒、很震惊。”小希说，“我更加迫切地感受到制度的压迫，你想做一些事，但政权就是不让你做。”今年小希的组织将举办二手回收活动，但已有一间书院表明不会借出场地。

大火后有一段时间，小希形容自己像被一团乌云压住；有时候回想，她仍能感受到当日在宏福苑大火现场的那种热。她和朋友倾诉、流下泪，然后尝试拾起自己。她去健身、读书，看历史，告诉自己：现在经历的事，历史上很多政权或国家都曾渡过。

但她仍对学校感到失望，“学生已经不再信任学校......至少我觉得那个心理上的影响是很大的。”

访问时，Kenny不时透露对自己努力的质疑，表示“已经心死”。这几年重建学生会，心灰的时刻太多：联书院工作小组一直被质疑代表性、学生又无人关心；而在大火后，重建学生会机会几近渺茫。

他说他明白，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不由学校决定，坦言不知道未来的学生还有多少空间。但他相信，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找到自己定位。“有句话很老套，有灯就有人。有人在，就自然有东西可以做到。”

中大校友冯家强感歎，碰壁过后大学生感到泄气“好正常”，但认为现在仍然愿意发声的人更厉害、更勇敢。“社会这样的环境下，你出一句声，本身已经用了一个很大的能量。”

他见证中大的的转变，但从不悲观，认为空间很小，重点是有人试，“有心的话，是会找到方法”。

目前仍在保释状态的关靖丰也没有停下来。他每日仍会整理宏福苑新闻，不断在社交平台分享看法。“我觉得很多香港人没有言论自由，是因为自己缩太快......”他说，“可以不是这样的，虽然会有代价有风险，但不一定是这样。”

“那个（讨论）空间是曾经都存在过的，我相信现在还是某程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