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阿努廷时代下的泰中关系：中国“长臂管辖”连上泰国了？

“中泰一家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7日在中国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Anutin Charnvirakul；陈锡尧）时，再次强调这句话。

正因两国目前在各个层面的密切关系，人权组织十分担忧泰国会同意将被羁押于泰国移民局外国人拘留中心的中国异见人士遣返回中国。

就在阿努廷访华前数天，人权观察组织（Human Rights Watch）呼吁泰国政府不要遣返至少四名中国异见人士及中国媒体工作者，称“中国政府在阿努廷总理于7月16日至20日访华前，加大对泰国官员的施压”。

这四人分别是：59岁的前《财新》知名调查记者白兆东，49岁的西藏及维吾尔人权活动人士谭翼翔，自称为“香港议会”团体成员兼法轮功修炼者、56岁的张信燕，以及中国民主党成员、曾举办六四天安门事件悼念活动、54岁的周俊义。

近日，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帕素克（Sunai Phasuk）在泰国总理访华期间向BBC泰语（BBC News Thai）透露，他们得知谭翼翔早于今年6月已被遣返中国，“无人知情，甚至连谭先生自己的律师也不知道”。

在泰国领导人按计划访华前，50多个国际人权及新闻组织发表联合声明，紧急呼吁泰国政府不要将白兆东遣返或驱逐至中国。

联合声明指出：“若被遣返回中国，白兆东将面临严重风险。”

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剑于7月17日向媒体表示，根据现有资料，白兆东在中国涉嫌敲诈勒索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

对此，发表联合声明的人权组织表示，这些都是“捏造出来的虚假指控”。

林剑表示：“中国已向泰国提出引渡请求，希望泰方早日将其引渡回国。”

7月16日，曼谷南区刑事法院开庭审理张信燕律师提出的申请。该申请要求法院根据《2023年防止及打击酷刑与强迫失踪法》，调查移民局阻止张信燕前往加拿大是否合法。律师认为，在已有第三国愿意接收的情况下，相关权力理应终止；此外，移民局于7月13日至15日期间拒绝律师会见张信燕，是否构成违反强迫失踪相关法律。

根据《Prachatai》报导，法官最终驳回了张信燕代表律师的申请。不过，在庭审中，移民局调查科第三组组长瓦查拉蓬·甘乍那干警察上校（Pol Col Watcharapol Kanjanakun）透露，张信燕因逾期居留，于2026年5月7日被移民局拘留；而中国当局于7月7日致函泰国，要求延后原定于7月8日将张信燕送往加拿大的安排。

由于原籍国反对将张信燕送往第三国，因此总理阿努廷作为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须决定应将她送往何处。国家安全委员会认为，此案涉及国际关系，因此她至今仍被羁押于移民局外国人拘留中心。

回顾过去数十年间发生的事件，不难理解为何人权组织对泰国可能将中国记者及异见人士遣返回中国深感忧虑。

根据人权观察报告，2015年，泰国当局曾将中国维权人士董广平及姜野飞遣返回中国，尽管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已确认两人的难民身分。其后，董广平于2026年再次逃离中国，并获加拿大重新安置。

去年，泰国政府将40名维吾尔人遣返回中国，而目前无人能够核实他们的处境。类似情况亦曾发生于2015年，当时泰国当局允许中国派遣飞机从曼谷接走逾100名维吾尔人。

2025年底，泰国还将缅甸克伦邦妙瓦底府水沟谷（Shwe Kokko）创办人佘智江移交中国。该地被指为缅甸大型诈骗中心之一。泰国依据引渡法将佘智江移交中国当局，尽管其法律团队质疑遣返程序“存在异常”。

此外，自去年以来，泰国当局亦协助中国政府安排飞机降落达府湄索国际机场（Mae Sot International Airport, Tak），接走涉及妙瓦底网络犯罪及网上诈骗案件的中国公民，累计已超过1000人。据泰国公共电视台（Thai PBS）报导，最近一次行动于7月9日进行，中国当局派出3架航班接走逾300名中国公民。

这一切都引发了一个问题：泰国是否正在成为中国当局跨境执法体系的延伸？

泰国如何权衡来自中国的要求？

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认为，泰国正推行一种带有“朝贡国”色彩的政策，即“以讨好中国为重”，藉此换取经过盘算后可获得的利益，不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在国家及领导人层面的关系深化方面。他仍质疑，泰国从中国获得的究竟是否真是自身所需要的，抑或其实是“由中国决定愿意给什么”。

“中国在演说或发表声明时经常引用‘亲如兄弟，并非外人’这类说法，但实际上这根本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一种中国长期占东南亚小国便宜的关系。”

他认为，泰国评估后认为“讨好中国”比遵守国际规范或禁止将人遣返至可能遭受迫害地区的“不驱回原则”（non-refoulement）更加方便和容易。从谭翼翔及张信燕两宗最新个案可见，泰国愿意配合中国提出的要求，阻止与北京立场不同的难民及活动人士。

苏奈表示：“从阿努廷最近访华期间展现出的态度来看，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认为泰国会反抗中国利用权力施加影响和压迫。作为朝贡国的地位正变得愈来愈明显，而中国也将愈来愈能够发号施令。”

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Fondation pour la recherche stratégique, FRS）研究员孟尚恩（Simon Menet）向BBC泰语表示，在将中国异见人士遣返回国这一问题上，并非泰国无法拒绝，而是泰方在权衡后往往选择配合中国政府的要求，因为这样做通常不会对泰国利益造成太大损害。

他认为，非政府组织（NGO）的施压对泰国政府影响有限；就连美国，在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川普）执政下，人权议题亦非首要政策重心。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不这样做呢？”孟尚恩说，并补充指，将异见人士与跨境刑事案件嫌疑人送往中国的做法，也反映出泰国在不同个案中的权衡计算有所不同。

他说：“例如佘智江案，花了相当长时间才被送回中国。某程度上，他具有更高的战略价值，而将他留在泰国对泰方而言是一种优势。至于中国政治异见人士的案件，则必须从泰国角度认真衡量成本与利益。我不认为目前泰国所需承担的成本高到足以让其拒绝遣返这些异见人士。”

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和平与冲突研究专家马克·科根博士（Dr Mark Cogan）解释，中国对泰国执法与司法体系的影响主要透过两条途径进行。第一条是清晰可见的正式途径，例如1993年《中泰引渡条约》等正式协议，以及透过泰国法院执行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红色通缉令等公开合作机制。

然而，涉及中国国家安全、追捕中国难民或异见人士的个案，泰国则会面临来自外部的非正式压力，即所谓的“看不见的手”。

这位日本学者表示：“许多人权组织把这种现象称为‘跨国镇压交换市场’（Swap mart of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而且不只适用于中国。”

科根指出，近年来泰国经常在两国领导人会晤期间遣返中国异见人士，而这种模式至今仍是一个“谜”，尚未有明确解释。

他指出，去年泰国遣返40名维吾尔人，时间点正是在时任总理佩通坦（Paetongtarn Shinawatra）访华约三星期后。尽管那次访问属于双边会谈，与相关议题并无直接关联。而最近，则是在阿努廷准备赴上海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期间，出现要求泰国不要将白兆东遣返回中国的呼声。

科根说：“这是一件很神秘的事，因为从这种模式看来，似乎涉及泰国希望得到或必须得到的某些东西，又或者某种共同利益。”

他补充，自己曾在俄罗斯摇滚乐队Bi-2事件中看到类似模式。该乐队反对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成员于2024年1月在布吉演出期间被捕，一度面临被泰国遣返俄罗斯的风险。最终他们并未按照俄罗斯当局的施压被遣返，而是选择前往以色列。

科根指出，俄方要求泰国遣返Bi-2乐队成员之际，正是泰国努力增加俄罗斯旅客人数的时候。

他说：“这显示泰国旅游业在经济上的脆弱性；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施压要求遣返这些强烈反对普京的音乐人。几乎每次高层互访似乎都会发生这类事情，而且不仅仅是中国如此。”

“因此，我认为这里正在发生的情况就是所谓的‘选择性迁就’（selective accommodation）。这种现象一直存在。泰国会在一些不损害自身国家安全的小问题上，对其他国家作出让步。这些措施能够让其在实际操作上获得更多便利，同时有助推动其所追求的更大经济、贸易或外交利益。所以你会在越南看到这种情况，在俄罗斯看到这种情况，而在中国身上更是如此。”

尽管与中国合作日益“紧密”，泰国仍试图维持与中国之间的权力平衡

中国外交政策专家孟尚恩向BBC泰语表示，回顾过去可以发现，泰国一直以来都相当擅长处理来自中国的安全诉求。其中一个明显例子，是2011年“糯康事件”后湄公河流域的巡逻安排。当年两艘中国货船在金三角水域的湄公河上遭到袭击，造成13名中国公民死亡。

这宗中国公民遇害事件引发对糯康的追捕。糯康是一名来自缅甸掸邦、涉及毒品交易和抢劫活动的人物。此外，亦有来自泰国帕孟部队（Pha Muang Force）的军人被控共同伤害他人及毁尸。

孟尚恩指出，当时泰国试图限制中国在泰国领土上的调查范围，并坚持采取“协调巡逻”（coordinated patrol）模式，而非“联合巡逻”（joint patrol）模式。在中国、老挝、缅甸及泰国为保障商船安全而展开湄公河巡逻时，泰方拒绝让中国船只进入泰国水域航行。

孟尚恩认为，泰国长期以来一直努力在回应中国诉求与维护自身主权之间取得平衡，但2025年出现的一些重要动向显示，这种平衡正在发生变化。

这位法国学者表示，泰国同意让中国警察长期进驻湄索县数星期甚至数月，以处理缅甸妙瓦底一侧的跨国诈骗问题，以及时任中国公安部部长助理刘忠义频繁现身泰国边境城市，都是显示中国在泰国影响力平衡已不同以往的重要迹象。

孟尚恩说：“刘忠义在2025年多次前往泰国，也像他到访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一样，督促打击诈骗集团。然而，有时他前往泰国北部时甚至未有事先通知曼谷当局。这类情况涉及泰国主权问题，也反映出中泰安全合作中的信任问题。”他谈及刘忠义的相关行动，而刘忠义目前已不再担任该职务。

他指出：“有时候，泰方同意这样做是基于泰国自身利益，因为他们面对大量自身无法处理的犯罪活动。但与此同时，中国也会利用这种合作来推进自身利益，有时甚至会将合作范围扩展至超出最初与泰方达成协议的程度。我认为这一直是与中国谈判的特点，也就是说，你必须小心，不要让伸出援手变成让对方把整条手臂都拿走。”

另一方面，孟尚恩还指出，近年泰国警方与中国的合作愈趋密切。以目前曼谷都会警察局的监控系统为例，其采用了华为（Huawei）的技术。

至于地方层面，他表示：“一些小型泰国警察局可能愈来愈依赖中国及中国商人，尤其是在资金和贪污腐败方面。”

不过，孟尚恩同时强调，泰国警方并非只着眼于中国。

“泰国警方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同样保持非常密切的合作，尤其是泰国警队中一些敏感且核心的部门。例如中央调查局（CIB），他们其实没有那么信任中国。”这位法国研究人员说。

中国有哪些压倒性权力？

当谈到究竟是什么令中国在与泰国的谈判中拥有较高筹码时，和平与冲突研究专家科根博士认为，这并非所谓的软实力，而是中国庞大的经济规模。中国是东盟国家的首要经济伙伴，同时也是泰国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

他表示：“经济压力、经济规模，这不是软实力，而是强制性权力。”

这位日本大学的专家进一步指出，泰国在新冠疫情（COVID-19 pandemic）后的经济复苏环境“非常艰难”。整体经济形势未见明显好转，尤其是旅游业极为脆弱。政府正努力吸引游客回流，希望藉此带动经济复苏；但与此同时，又面临来自美国关税政策的贸易战压力。这种情况无形中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对泰国的议价能力，因为泰国缺乏足够多元的市场选择来分散风险并应对危机。

因此，在泰国经济脆弱且缺乏稳定替代选项的情况下，中国作为区内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自然成为重要依靠。科根认为，这也是泰国缺乏动力拒绝中国要求的原因之一。

他说：“如果出现某种奇迹，泰国经济状况改善，并能以与越南相若的速度增长，那么他们或许会有更大意愿说‘不’，例如直接表示‘我不会引渡这些人’。但我看不到这种情况会在短期内发生。”

此外，他补充说，中国的强制性权力还包括区域内其他机制，例如透过老挝、柬埔寨和缅甸等代理国（proxy states）扩展影响力。同时，中国位于湄公河上游的水坝，也使其在控制流向流域各国水电大坝的水量方面拥有优势。此外，中国经常使用“兄弟”、“一家人”等外交话语，营造友好及非正式关系的氛围，以促进各项合作顺利推进。科根认为，这些因素同样构成了中国较强的谈判筹码。

泰国要付出什么代价？

科根博士认为，泰国在配合中国要求，尤其是在将难民或异见人士遣返回中国的案件中所付出的代价，令人遗憾的答案是：“泰国几乎没有付出任何代价。”因为国际社会对泰国在此类问题上的观感，并不会影响推动该国经济增长的核心活动。

“你认为人们会因为不想支持把人遣返回中国大陆，而不再来泰国旅游吗？不是的。你知道他们为什么不来泰国吗？因为成本太高，因为油价太贵，因为他们自己国家的经济状况不佳。中国人为什么不来泰国？不是因为遣返问题。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而是因为对自身安全的担忧，因为存在跨国犯罪问题。但在遣返、强制迁徙或强制驱逐这些议题上，我看不到有什么影响。”

另一方面，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则认为，泰国推行“迎合中国政策”须付出多方面代价。

其中包括在全球人权舞台上的公信力受损。他相信，泰国将在今年11月接受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审查时面临严格检视。此外，他亦认为，这些事件可能成为泰国实现于2028年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目标的障碍。

他还认为，泰国持续向中国的强制性权力让步，不仅影响人权议题，也使泰国在其他涉及广大民众利益的问题上缺乏与中国谈判的意愿与能力。例如，中资矿场在缅甸排放污染物进入泰国北部流域、“灰色中国人”在泰国从事非法活动，以及随之而来的贪污问题等。

苏奈表示：“即使你不在乎人权，仍然有许多更具体、更实际的后果值得关注。”

中国对泰国的影响力如何？

这位法国专家指出，尽管中国并未直接将东南亚称为自己的“后院”，但该地区是中国周边外交（peripheral diplomacy）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周边外交正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这种邻国外交模式受到地理位置、区内庞大华侨华人社群，以及彼此之间深厚历史和经济联系等因素影响。

孟尚恩表示：“有时候，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关系被比喻为一个大家庭，或以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等形象来描述。这反映出中国与湄公河流域国家之间紧密互助合作的理念。这种理念直接影响中国安全机构的战略与运作。湄公河流域几乎成为中国执法行动的试验场，在这里推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项目，例如澜沧江—湄公河综合执法安全合作中心（Lancang-Mekong Law Enforcement and Security Cooperation Center），以及设于柬埔寨金边的双边警务协调中心。”

不过，他认为区内各国对中国影响力的回应并不相同。

他指出，缅甸是“中国警务力量渗透程度全球最高的地区之一”，中国能够在当地开展其他地方难以见到的行动。此外，若缅甸军政府不配合相关要求，中国还可透过与其关系密切的民族武装组织向军政府施压。

至于老挝，中国的影响力同样非常强大，特别是在北部金三角经济特区。中国能够在当地推行各种行动，而老挝政府几乎不会介入。

“不过，老挝同时也在警务和安全合作方面维持与越南的某种平衡，即使它高度依赖中国。”

谈及柬埔寨时，他表示，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具有极大影响力，但这并不代表中国在安全事务上总能如愿以偿。他认为，柬埔寨并不会轻易满足中国的所有要求。

他举例说，与柬埔寨领导层关系密切的太子集团（Prince Group）高层陈志，曾受到美国及英国制裁措施施压。中国花费相当长时间才令柬埔寨同意以引渡方式将其移交中国当局。

回到泰国的情况，孟尚恩认为，尽管泰国在多方面受到中国影响，但相较区内其他国家，泰国其实拥有更大的对中谈判空间。

“此外，泰国从未沦为殖民地，并且在主权、独立性以及与不同伙伴维持多元关系方面，在区域内具有较强地位。这使泰国比柬埔寨、老挝或缅甸拥有更多外交操作空间。”

他表示：“当中泰两国利益一致时，双方的安全合作很可能进一步深化。尽管中国在执法领域的角色正如前文所述持续演变，但泰国依然奉行多元外交政策，并与美国、日本、韩国及澳洲等主要伙伴保持紧密合作。此外，目前泰法双边合作也相当活跃。这显示泰国知道如何在必要时妥善与中国打交道及发展关系。”

人权观察泰国高级顾问苏奈则持不同看法。

他认为，如今完全可以说，泰国及湄公河流域其他国家正逐渐“成为中国权力运作的延伸，包括中国各类执法机制的延伸”。

他特别提到，中国正在推行一项名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新法律。人权组织认为，该法部分条文可能有助中国政府打压居住海外、批评中国共产党体制的人士。

苏奈表示：“也就是说，只要有中国人居住的地方，中国便视之为具有某种域外管辖权。这是一种殖民时代氛围的回归，而这些国家却没有提出异议。如此一来，你实际上就成了中国域外管辖权体系的一部分，并在不知不觉间成为中国的殖民附属地。”

近年在泰国，“泰国省”（Mon Ton Tai Guo）一词常被作为惯用语或带有讽刺意味的说法，用来戏称随着北京在泰国的影响力日益增长，泰国正逐渐成为中国的另一个省份。

苏奈说：“从现在开始，‘泰国省’这个说法已不再只是玩笑，而正逐渐成为泰国事实上的现实状态。”